刘玉照：中国企业如何走进卢旺达——谈中国企业出海中的跨文化理解与沟通

次 2026-06-12 09:54:45

2026年5月18日，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所主办的“从全球发展研究展望中国人类学的未来”工作坊在社会学院河仁楼如期举行。来自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的刘玉照教授作了主题为“中国企业如何走进卢旺达——谈中国企业出海中的跨文化理解与沟通”的学术报告。本场报告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所杨德睿教授主持，中央财经大学包胜勇教授担任评议人。
工作坊回顾｜刘玉照：中国企业如何走进卢旺达——谈中国企业出海中的跨文化理解与沟通一带一路企业出海中非关系

报告伊始，刘玉照教授首先介绍了团队在卢旺达开展田野调查的整体情况。该研究由刘玉照教授带领两位博士生郭先举、乐鹏举，于2021年6月至12月在当地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长期田野调查。在德尔塔变异毒株肆虐的特殊时期，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跨越多个地区的实地研究。调查期间，团队共接触146家华人企业，并对其中66家进行了深入调研。基于长期田野观察，刘教授首先尝试打破国内社会对于非洲的既有刻板印象。他指出，卢旺达并非人们想象中的贫困、混乱和危险，而是一个社会秩序稳定、治安良好、气候宜人的“非典型非洲国家”。然而，卢旺达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密度极高，严峻的人地矛盾长期存在；与此同时，1994年大屠杀留下的集体创伤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与社会心理。这些历史与社会条件共同构成了中国企业出海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复杂文化环境。

为了进一步理解中国人在异文化环境中的社会认知与行动逻辑，刘玉照教授通过三位长期居住在卢旺达的华侨案例，揭示出海群体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面临的普遍困境。第一位是中国援卢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老Z。尽管他拥有多年海外援助经验，在国内驾驶技术娴熟，却始终认为卢旺达法律制度极为严苛，在没有获得当地驾照之前绝不敢驾车上路。有周末临时给农户送货，司机不在的情况下，他宁愿绕行非常崎岖偏僻的山路，也不敢驶入主干道。然而事实证明，当地警察并不会刻意为难持有中国身份证件的华人。老Z的经历反映出行动者往往依据有限信息建构对异文化社会的想象，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第二位是餐馆老板老L。1995年，他跟随中国建筑队来到卢旺达，之后与当地人结婚，逐渐融入本地社会，从表面看，他已经实现高度本土化。然而，作为一位长期跨国生活的父亲，他甚至无法准确说明远在海外求学的女儿究竟是在读大学还是中学。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说明，即便深度融入某一社会领域，也不意味着行动者对所有社会关系都具备充分认知。第三位是农机具商店老板LD。他在卢旺达首都经营农机业务三年，主营产品与水稻种植密切相关，但不仅从未听说过当地享有盛誉的中国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也不了解卢旺达水稻种植所依赖的国家合作社体系。作为长期从事农业相关产业的经营者，他从来没有下过乡，对当地农业制度环境缺乏基本了解。刘教授指出，这三个案例是当代出海华人群体的一个缩影：许多海外经营者长期局限于狭窄的业务范围，语言能力和社会交往半径有限，对当地制度结构和社会运行逻辑缺乏系统认知，却往往凭借有限经验形成较强的自信，以碎片化知识应对复杂环境。

基于上述经验事实，刘玉照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利益—规范”双重博弈模型。他指出，海外华人在异文化社会中始终面临多套规范体系并存的局面：究竟应遵循中国规则、当地规则还是国际通行规则？这种情境使得行动者的每一次选择都不仅涉及利益计算，也涉及规范判断。围绕这一问题，刘教授提出四项相互关联的理论假设。首先是“双重博弈假设”，即行动者既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必须在多重规范体系之间不断协调与博弈；其次是“文化差异假设”，强调跨文化互动主体往往携带着来源不同、逻辑各异的规范体系；第三是“有限社会化假设”，指出即便个体已经接受社会规范约束，仍保留基于利益进行权衡、选择甚至偏离规范的行动空间；最后是“有限社会认知假设”，认为在文化差异与有限社会化共同作用下，人们对异文化社会规范的理解往往十分有限，并容易产生误解、偏见和盲目自信。

刘教授强调，在日常经营活动中，这种有限认知或许尚能维持运转，但一旦遭遇关键事件，便可能导致“双重博弈失败”，最终付出巨大代价，即企业出海过程中常说的“踩坑”。报告中提到的“矿厂打人事件”便是典型案例。某中资矿业企业负责人发现当地工人盗窃后，将其反绑在木柱上进行体罚，试图借此警示其他员工。相关视频随后被上传至网络，引发广泛关注和舆论风波。从行动者自身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可能是维护企业纪律的权宜之计；但在卢旺达社会语境中，其意义却完全不同。作为一个深受天主教影响的国家，工人被绑在木柱上的画面很容易唤起公众对于耶稣受难意象的联想，同时触发殖民时期身体惩罚与压迫历史的集体记忆。因此，这一行为迅速被解读为对人格尊严和社会价值的严重冒犯，最终导致涉事人员被逮捕并受到法律制裁。在刘教授看来，这一案例充分说明，跨文化经营风险并不仅仅来源于市场竞争或商业决策失误，更可能来自行动者对地方社会规范缺乏理解。许多看似理所当然的行为，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

在微观机制分析基础上，刘玉照教授进一步从时间维度梳理了出海华人的本地化演进过程，并将其概括为四个具有连续性的生命周期阶段。第一阶段是适应期。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初到时处于“知识无知”状态，但学习和调整能力极强。此阶段淘汰率极高，留下来的人则形成稳定的工作生活模式。第二阶段是续约或转型期。工作三四年后，个体面临职业、婚恋与人生规划问题。回国意味着收入下降、职场重启，留下面临发展受限，陷入“留不下、回不去”的两难，许多人选择创业或跨国流动。第三阶段是扎根期。部分华人决定长期留下，通过跨国婚姻、创业及社会关系积累实现本地化，熟练运用当地规范，成为“本地通”。第四阶段是叶落归根期。第一代华商退休上面临新困境：主观渴望回国，但其家庭、资产和社会关系已深嵌当地，子女也在海外成长。他们长期徘徊于归国愿望与现实约束之间，陷入新的身份困境。

基于对出海华人生命周期的分析，刘玉照教授进一步反思了当前企业出海研究中的常见解释路径。过去，许多研究往往将海外经营中的劳资冲突、法律纠纷和商业失败简单归结为“不懂当地文化”或“跨文化准备不足”。然而在刘教授看来，这种解释虽然正确，却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一方面，系统掌握异国社会知识需要投入巨大时间和成本；另一方面，中国关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积累仍然有限，企业出海前往往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因此，他提出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在认知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实现有效的跨文化合作？对此，刘教授主张采取“快半步”的学习策略。企业家和员工并不需要成为全知全能的专家，而是在业务扩展或风险出现之前，比现实需要提前掌握一点知识即可。只要能够比风险到来更早一步理解相关规范，便有可能避免重大失误，并在陌生环境中逐步建立稳定的发展基础。

在交流与评议环节，与会学者围绕报告内容展开深入讨论。

中央财经大学包胜勇教授高度评价了研究团队在疫情期间坚持长期田野调查的学术精神，并指出研究在分析层次上仍有进一步深化空间。他建议未来应更加关注企业整体与个体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同时重视企业内部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以及不同目的地之间的差异。例如，大型企业中的基层劳工与管理者、不同国家中的中国移民群体，都可能呈现出不同的跨文化适应模式。南京大学邱月助理教授则指出，国有企业往往因承担国家形象责任而倾向于主动化解社会纠纷，而部分民营企业则更容易因越界行为引发争议。由此她进一步询问，在卢旺达的实际情境中，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究竟形成了怎样的联系网络。

对此，刘玉照教授回应称，其研究策略是首先提炼共性的行为机制，再进一步解释具体差异。他认为，在卢旺达的微观社会生态中，国企与民企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隐性的“利益与知识共同体”。许多民营企业家和技术骨干最初都在国企海外项目中积累经验、建立网络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之后才独立创业。因此，国企不仅承担经营任务，也在培养海外人才和支持中国民间资本国际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陕西师范大学马强教授肯定了刘教授扎实的海外田野工作。他指出，海外华人社群长期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隔离现象，若将国内管理方式直接移植到海外，容易无意间触碰地方文化禁忌。基于自身田野经验，他提出应更加关注跨文化沟通中的“中间人”角色，例如拥有共同宗教背景的跨境族群在某些地区可能成为连接中国企业与当地社会的重要桥梁。对此，包胜勇教授则结合尼泊尔田野调查经验提出补充意见。他发现，即便拥有共同宗教信仰，部分回族华商也未必能够与当地穆斯林形成深入联系，相反，身处异乡的经历有时会强化其中国国家身份认同，使其继续依赖内部社群网络。

来源：南京大学紫金人类学官方公众号责编：一带一路.tv、一带一路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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